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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常低着头--转彩世界1396j

第 二 章 到广化家的时候,他刚好出去。广化的妈妈在楼上对我说,广化去买窗纱了,很快会回来。她让我上去坐一会儿。广化最近分到房子,在宝山。前些日子他就对我说,他要忙了。他要搞一些不锈钢,然后他得在房子里装纱窗、搞电灯和火表什么的。过几天他得在新房子和老房子两边走来走去,让我一起去帮一下忙。这里是老房子。外面就是马当路。屋子不大,被隔成前后两间,全部加起来才不过十六、七个平方。前间亮一些,约有八个平方米左右,是广化的哥哥和嫂子住的。后间很暗,是他父母住的。白天广化的哥嫂带着孩子去上班,广化和他的父母就在前间吃饭和做杂事;有客人来的话,也是被引到前间。我进屋子的时候,广化的爸爸一个人坐在长沙发上堆纸牌。他是迫害妄想症患者,随时发。他的这病是从他文革下干校起开始有的,以前还住过精神病院。这都是广化对我说的。他发的时候就一个人自说自话。我们常去广化那里,对他的这种情况也都已经习惯了。他认识我,招手让我进屋,嘿嘿地朝我笑笑,顺手指着一张椅子,让我“坐一会儿”。我坐下。他又继续玩他的纸牌,一边嘴里嘟噜嘟噜地说着话。我坐的椅子在饭桌边上,翻桌是靠着窗口放的。窗口开得挺高的。从窗口望出去,可以看见前面一排房子的房顶。这个区域是过去的法租界,广化家的房子有点类似于石窟门房子。广化现在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公共语文教师。大学离这里很近,而晚上广化睡学校--因为家里房子太小,大学为他在教师寝室里提供一个床位。他平时吃饭是在家里。 我口袋里没烟。广化的父亲埋着头发扑克。他总是一个人打好几堆牌。人生一世,能达到这种自得其乐的境界真不容易。平时来广化这里,和广化一起坐在这前间吹牛聊天,广化的父亲偶尔也会上来插几句话。如果他不在前间,那么我们就会听见他一个人在后间大声说话,有时候还唱着戏。他沉浸在他的故事里,他的幻想比我的要多上几百倍。从楼梯哪边传来几声脚步声。我听好象是广化的。我熟悉这小子走路的声音。他走路时,脚掌总是朝里歪。他也是罗圈腿,和我一样,不过他的个子要比我高得多。进门时,他看见了我。他把手里的窗纱往床上一堆。 “你这小子,这一阵子跑到那里去了?” “在家写长诗。搬家的事搞得怎样了?” “纱窗得去装一下。他们说找不到木匠,让我去找别人。别人也是有事的。” “现在找谁做?” “搞这个‘雌雄搭’了。‘雌雄搭’这东西很贵。唉。” “《海上》的事搞得怎样了?”这次阿生负责编印《海上》,但是广化还是事实上的决定者。 “估计月底可以出来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再一起口兽一下长诗。宝山那地方不错,房子也大。在那里住上一个月,弄上几千行,怎么样?” “可以。你最近怎样?” “写了几首短诗。”他推了推眼镜,“最近看《诗歌报》,上面的那一帮子人不错,是朋友。以后可以和他们谈谈。上面的那篇文章写得挺痛快。” “哎。那编辑是不是叫楼原的。我认识那小子。他吵着要发我的诗。” “最近《诗歌报》上开了一个《崛起的诗群》专栏,搞得一次比一次出色。这次还出照片,然后是诗歌。都是组诗。开首的那个妹妹长得也不错。最好是能在什么时候找个机会看看,暧昧一把。当中四川的那几个妹妹也不错。你什么时候去找一下那小子,联络联络感情,让他们也为我们开一个窗口。你先让他到上海,朋友们见一面,一起喝一顿。对他说,要发一群一群发,一首两首不过瘾。” “广化,我的长诗已经写到四千三百行了。看样子这口气可以一直舒通到一万行。”我用了一个笔名,叫京不特。广化则是他的笔名,但真名叫华黎民。我叫惯了他“广化”,就象他们叫我“不特”或者“京不特”。 “多写!我们一定要多写!我翻看了房红方的那本《美国当代文选》,觉得美国那帮小子路子走对了,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让人昏过去。”广化拿出烟,给我一支。他说话很快,而且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神经质地看着我。我觉得,和他父亲一样,他早晚会发病。 广化的父亲玩了一会纸牌,到后间去了。我在沙发上坐下了。我问广化有没有水。广化让我自己倒。我走过去,拿了一只杯子。他把茶叶递给了我。又把热水瓶递给我。我把泡好的茶放在一张凳子上。我并不觉得怎么拘束。有人来,他家里的人都很随便。过去,在处世待人方面我并不注意到一些什么;因为羞怯,我到别人家里总是觉得拘束,不怎么说话,有时候甚至一声不响;相反别人常常以为我是架子大,所以很多人对我印象很不好。房红方和广化常常和我说这事。这一阵子好多了。现在我不管到谁家里,总是“妈妈”、“阿哥”、“阿姐”地乱叫。事实上确实是这样,如果我自己放得开的话,那人家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。 广化的妈上楼来了。广化让我在他这里吃饭。我说不用,我吃过。我确实吃过了。早上在奶奶那里,我起床得很晚。十点钟吃的早饭。广化说,再吃一点也没关系。我说,好的。我也确实不能不吃,否则呆会儿又得饿肚子。 吃完饭就和广化一起去了学校。第二医科大学离广化家只有几十米,走路很快就到了。广化是这里的教师,我的样子看上去也象是这里的大学生,所以门口不管。广化以前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八○级的,比我早两年毕业。 我和广化认识一年多了。我和他认识是在华东师大的丽娃沙龙,那次我是到那里去找黯之黯,而在这之前我和黯之黯也不认识。黯之黯和我谈了一会儿关于我们一起办一份诗刊,只是搞来搞去找不到一个好的名字。黯之黯说,爱伦·金斯伯格把“嚎叫”这个名字用掉了,现在我们就不能再用,否则就是不新鲜。我说我们就傻叫吧。黯之黯说:“‘撒娇’?这个名字很不错。”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说“撒娇”,因为我说的是“傻叫”。我们谈了一下,就说用“撒娇”。过一会儿,黯之黯把我带到另一张桌子,指着桌边的人说,大家认识认识。这人一面孔笑嘻嘻的,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。黯之黯向我介绍说,这是广化。我和他握了握手。黯之黯把我们的构思对他说了。我只觉得这个人很容易激动,嗷嗷直叫。我没和他多谈。但是在这之后,黯之黯一直对我说,华黎民这人很厉害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在说谁。直到我跟着黯之黯第一次到广化家,我才刚明白过来:原来华黎民就是这个广化。 今天是星期天,广化的办公室里没有别人。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。广化从书柜里拿出一台学校里的录音机。屋子里有七张办公桌,二十多个平方米,暗森森的。窗口朝南,窗户很大,但在窗外有很浓密的梧桐树,把光线都挡去了。广化问我喝不喝菊花晶。我说,可以,来一点。他给我泡了一杯,也给他自己泡了一杯。我问广化,卡蓬特唱的那盒磁带找到了没有。“没有。但是我在另一盒磁带里发现了一些歌,也是她唱的。这也算是大幸了。你能不能帮我再录一盒?”他说。 “没希望。对了,我想起来了。里奇的歌你要不要?我可以录到。上次杨洋说,卡霞那里有,借给他听过。” “哪个杨洋?是不是你们学校艺术系的那小子?” “哦。” “卡霞肯借吗?” “当然肯的。卡霞这人的脾气我知道。” “上次你就说起卡霞。这么不叫她一起来玩?” “她有个男朋友,是叙利亚人,所以不方便。” 卡霞是个波兰人,她在我们大学里读艺术系。她的眼睛是蓝色的,头发是黄色的,长得很漂亮。艺术系里有几个小子动过她的脑筋。她汉语说的很好,比佐代里她们好多了。她也会讲讲英文,但不及她的汉语好。她的叙利亚人男朋友也是留学生,现在在第一医学院读书。如果卡霞没有男朋友,我也会动她的脑筋。上次她在杨洋的画室里向别人学裱中国画,我和她聊了一会儿。我们谈到波兰的制度问题。她说,波兰和别的东欧国家不一样;在波兰“可以有三个人以上一起讨论与政府不同的证见”,但在别的东欧国家“只能两个人一起谈”。后来又说到团结工会。我问起她瓦文萨他们。工会在中国不是工会。中国的“总工会”事实上是总工贼会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回国,她说九月份。我说,如果她回到波兰,碰见团结工会的人就告诉他们,在中国很多人都喜欢他们,至少在上海,我和我的朋友们向他们致敬。她朝我眨了眨眼睛笑着说,好的。“在中国,你是无政府主义者。你要小心。”说完,她朝我举了举拳头。我也向她说起过,我打算把我的长诗搞到国外去出版。 广化拿了一盒磁带,递给我。他说里奇的也好,他也想录,就拿这盒磁带。我说,不用这么急。 我站起来,对广化说,我得撒尿去。他说,他也得撒尿。撒尿的时候,我听见我的头骨咯咯咯咯直响。 这事我对兰兰说起过。我的头骨会响。她不信。我让她把耳朵靠在我的脑袋上。可是她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。我很失望。等兰兰的耳朵离开我的脑袋,我更失望。她总是跟我抬杠。不过我相信她确实是没有听见我能听见的声音。现在我不再能得到兰兰的消息了。我还是给她写信,半年前她偶尔也回回信;有时候我连着好几封信过去,她那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现在更是没有回音了。我爱她。她是我的初恋,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。她长得很美,不过和群群不一样;她能够让我感觉到性。而我和群群的名堂,则更多地偏向于理性,或者说“宗教感”。也许兰兰已经找上别的男孩子了。如果她爱上别人,我就不愿意再见到她。也许她会去和那个家伙结婚,和他一起生孩子。谁知道呢。想到这些,我就想扑在墙上壕叫。她是我的初恋。我心里很清楚,她和我分手是因为我太羞怯,不敢对她用强;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敢占有,还象什么男人呢?人总是这样,世界就是一笔糊涂帐。我和小敏的事也是这样。她把我看得挺纯洁,看得太好,结果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爱她;等她看懂了我,我也只能使她失望。有什么办法呢。世界这德行。我至今还缠着兰兰。我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不可能了。我还是一遍一遍地向她重复。这一阵子没有兰兰的消息,不知道她那里发生了些什么。 广化把米康唱的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。这磁带是我特地录的,里面有几首歌我很喜欢。黯之黯也喜欢听米康唱的《Nobody’s Child》。 Nobody's child,I am nobody's child.......no mammi's kisses,no dad's smile...... 黯之黯进了监狱,米康唱了这首歌,并说献给诗人黯之黯。但是在平时,米康不很喜欢黯之黯。 广化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大了些。我听见有人敲门,然后广化也听见了。他说,准是围棋。围棋常来广化这里。我走过去开门。打开门,真是围棋。他嘿嘿地笑着走进来。我说:“老朋友很久不见还常常见面。”我常常说这种颠三倒四的话,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。我跟他握了握手。广化在哪边说:“你们不要弄得象搞同性恋一样。”我说,嘿,这不是同性恋。 这其实并不好笑,我们却象举行仪式那样笑了起来。我怕这样的笑。这笑的声音就象妈妈的那种精神分裂症的笑声。嘎嘎嘎嘎。丑陋不堪。 每次回到家里,总是会听见妈妈的这种声音。她会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,眼睛呆呆地看着我,一口不停地说着她的事。她不管我有没有在听她。我心里会很酸。我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强的磁场,干扰着我的脑电波。于是我什么事都做不了。我让妈妈不要再说她的事了。我让她回到自己的屋里去。有时候我会用一种很冷漠的眼光看她,一种很冷漠的态度。但事后我又后悔,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待她。 妈妈在教育出版社当编辑。我出生的时候她就是编辑。小时候我住在外婆那里,妈妈常常来看我。到今天我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些场景。那时候三都里还没有翻修,弄堂看上去很旧。弄堂里的人都认识我。我记得的时候,我好象才三、四岁。和我在一起玩的小孩子们管我叫“征修老头”,因为我的额头很高,而且在我的额头上有着很多“电车路”。大人们都管我叫“外孙皇帝”,因为外婆很疼爱我,而且外婆家的阿姨们都对我很好。妈常来,但我不是天天看见她来的。外婆、外公、妈妈和阿姨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。直到妈妈结婚,妈才和外婆外公他们分开住。后来阿姨们一个个地都结婚了。 我六岁时被“拿”到了奶奶家,和奶奶住,妈妈也常来看我。那时奶奶家还没有搬到天原新村,我们是住在天山新村。楼上另一个总门里有一个女人。有一次我站在那总门的门口,她和别人说话,我和她家的孩子玩。旁边有人问那女的,我是谁家的孩子。那女的说:“是冯家的,他妈妈就是那个戴眼睛的,笑起来声音象妖怪精一样的女人。”那人好象知道了,“哦”了一声。我都听见了。我没作声。想哭,也迸住了。我心想,我长大后要当解放军,把这两个人枪毙了,因为这两个人很坏。我恨那个女人。妈妈是好人,她一点也不象妖怪,那个女人才象妖怪。 从中学到大学,我渐渐地发现,我妈妈的脑子越来越不对头了。我可怜她。而且她老了。爸爸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伙。以前,他在四川的部队里当了二十多年的军官。前几年才调到上海江湾负责一个部队的分支。夫妻长期分居两地。不过这也是那时候妈妈自己不好,硬要让爸爸去考什么军校。爸爸去考了,结果进了军校,毕业后被分到四川军区。尽管现在他被调回了上海,可以一星期回家一次,但他们一生中的最好时光已经付诸东流。妈妈的脑子出了毛病,主要是因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缘故。妈妈常常会怀疑爸爸在外面搞女人。我不这样想,但也吃不准。妈妈以前性生活少,这方面肯定苦闷。另外,妈妈的思想很正宗,是个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除了共产党让她想的那些和让她干的那些,她不会再怀有什么别的思想。泯死了天性,怎么会不发疯。现在我看许多有精神官能症的人,以前都是共产党的忠诚党员,兢兢业业勤勤恳恳;到了八十年代,外来思想一进入中国,整个社会的观念大转变,他们的意识跟不上,也无法跟上,就出了毛病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我知道是我的头骨在响。爸爸就两样。他也是共产党员,但是他看得很透,脑子里也有很多不同的政见,却不会说出来。他是圆滑的,所以不象妈那样。爸爸一向都把一切只当故事听,当故事说,当然也包括共产主义。他对他的下属能板起面孔,弄得象真的,但他自己并不当真。他这家伙老屁眼了,而且胆小,一般不敢越轨。他持得住各种戒律,所以我想即使他是在性生活上饿得慌,他也不会乱搞女人;他最多会象我一样,手淫。否则在共产党的系统里混,早晚得出问题。反正我被生出来是一个错误。爸爸和妈妈根本就不该结婚。反正这社会很荒诞。 广化说,他从小到现在所听的所有歌中,卡蓬特是他认为最好的。但是卡蓬特已经死了,“否则的话,如果可能,就算她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女人,我也会向她求婚。值得啊,值得。这种素质的女人。”广化这小子实在爱过瘾,又在乱说了。不过卡蓬特唱的歌确实好。我也喜欢她的歌。 我也喜欢山口百惠,因为她长得象群群,尽管她没有群群漂亮。我不愿意想到我和别的女人结婚。我也不希望群群嫁给我。兰兰她是爱我的,这我心里很清楚。但我是个穷光蛋,尽管我那战战兢兢在官场混的父亲钱还不少。但他不会给我,他有没有这么些钱就和我根本不相干。等我大学毕业之后,我就只能去作一个穷教师。舆论一直在说要提高教师待遇,教师待遇仍旧是一塌糊涂。事实上我倒不是不喜欢这个职业,主要我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世人说看不起却又得占去我时间的职业。我也知道,兰兰的自尊心很强,她才不会嫁给一个弱者呢。 广化扔了一支烟过来。我点上,抽。围棋也点了一支。围棋把他从云南搞来的九包“大重九”给广化。我说,我一定要一包。广化说,我见到好烟就不要命了。我说我本来就这样,梦里都想着好烟好酒好诗好音乐好女人。广化说我和围棋一做交易,又把他给忘在一边了,是不是又在动同性恋脑筋。我问广化,这一阵子有没有碰上阿生。广化说他前天刚来过,带了一个女的。“阿生这家伙,见一个女的盯一个女的。他说,他希望女人抛弃他。”阿生是广化的老朋友了,而我和阿生认识也纯粹是因为广化的关系。 围棋建议我们去复兴公园。我和广化说好的。阳光从窗格子里漏进来。这个下午天气很好,我的心里就难过。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我总觉得我的头骨象一只钟。进大学之前,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人,以为等自己长大后就能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时我把大学看得很浪漫主义。进了大学才知道:这就是大学了,一个有很多傻瓜呆在一起的地方。大学一、二年级的时候,我仍然野心勃勃,想干一番大事业来。记得有一次,我对一个中文系的女孩说:我要么不写诗;我要写诗,我就是第一流的诗人;我相信“我愿在那里探出身子,我必在那里取胜”。那女孩说,我象个“小拿破伦”。打那天开始,我的头骨就咯咯咯咯响。于是我越想越不对头,到了后来我发现我自己说的那些话都很荒谬。我怎么会是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呢?什么是“第一流”的?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流不流的。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。而头骨响得越来越厉害。我根本无法取胜。 二医大的大门外是重庆路。电车开往开来,人很多。两边的树都长得很茂盛,可以挡住太阳。出了校门我们向左转,沿着重庆路,一直到重庆路和复兴路的交接口,就是复兴公园。我在走路或者站定的时候,总是喜欢把手插在裤袋里,天热也这样,否则我不知道我的手该放在什么地方。总是在马路上看见二医大的学生。二医大女生多,有不少漂亮的。我看见了,头老是发晕。我觉得自己失恋;我感觉到诱惑。夏天的女人把丰满展示在我面前,就给我一种“失身”的感觉。我没有贞节感,但是我受不了。我是个童男子,看见那被别人占有的女人,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。我觉得男人的失身就是这个男人还依旧是童男子。 围棋买了门票,因为我在旁边没有掏钱的意思。进公园后,我们在茶馆里找了一张桌子,买了三杯茶。周围的一些桌子都被一些老头老太占去了,只有几对谈朋友的,没有单个的年轻女人。我说,真没劲,好看一点的女人也没有。天上的云很淡很淡,天蓝得叫人胡思乱想。广化说,“心有则有”。我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。围棋拿起茶喝了一口;我也喝了一口,靠在椅子上。围棋和广化聊弘一法师什么的。我没加入他们。我抬起头,继续看着那让人胡思乱想的蓝天,那些云。别的我就拒绝看见了。在我小时候,我也常这样,但是躺在地上,认认真真地看着云,几个小时一动不动。看那些希奇古怪的云:有时候看上去象城堡,有时候看上去象很大的一个人,有时候还会让我想到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。我还记得有一次,那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我躺在我的一个同学家的凉台上;我看着蓝天想:天怎么这么高,再高下去怎么办?如果一直下去会不会有一个底?如果是有一个底的话,打破了底再下去又怎么办?如果没有底,没有底我无法想象;我只觉得心里又痒又挠,就是想不通。现在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一次的事,还是想不通;只是人大了,想不通就不去想了。天总是高得没有底的,我这一辈子都不能搞明白。不能明白的东西多得不能再多,有什么办法。我被生出来了,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知道。 没一会儿,一个管事的走过来,让我们离开。他说茶馆四点钟关门。我们想再坐一会儿。他说不行,要坐到外面去坐。我们没有办法,只好相互看看,然后离开茶馆。在草坪上,我们找了一个长椅子坐下。一个外国女人推了一辆装有小孩的手推车从我们面前走过。这女人看上象是德国人,而她一边走一边对车子里的小孩说着的“Vorsichtig!”之类,使我更确信,他们是德国人。那小孩也是金发碧眼,好可爱。走过我们的时候,他朝我们眨眨眼睛。我们也朝他眨眨眼睛。他的母亲朝我们笑了笑。她的微笑很恬然。她是个漂亮的女人。我没有这样的母亲,我母亲是一个喜欢诉苦、喜欢嘿嘿乱笑的精神病人。这小孩长大后可以对他妈妈说:“你真美,妈妈。”我却不能这样对我妈妈说。 “他妈的。如果以后可能,一定得想办法找个法国女人,和她生个混血儿,多漂亮。”广化说。 “不过这可是个日尔曼女人。”我说。 我知道这家伙又在意淫了。我们都知道广化是个意淫大师。他到现在都没有过一个具体的恋爱对象。他老是在脑子里想象一个“理想女人”作爱人。他妈的,空对空。他至今是个“包头”,我们一直劝他去作割包皮手术。 和围棋、广化他们一起从复兴公园出来后,我们就分手了。我得上武非家去一次。前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好了的。 前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,妈妈还没有回家。我和往常一样,肚子饿得直叫。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,我只好把炉子提出去生火。外面风不大,而且方向不定。我只好拼命吹,吹得直流泪水。没现成的菜,我就烧了些白米饭。天黑下来的时候,饭才烧好。我随便装了些,和点白糖,就拿着吃了。还没吃完,传呼电话的人来了。我只好放下碗,到电话间去。 电话间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头。我在窗口看他。他也看着我,象看西洋镜似的。他的神情很滑稽。我说“二十四号一○二”。他“哦”了一声,把两张电话单交给了我。全一样:“411031”。我拿起电话,听电话机里嗡嗡声。我看了看那老头,那老头还在朝我看。我想笑。“411031,嘟嘟……”不通。我一个劲地继续拨。武非在浦东开了一家书店,生意挺好。他卖武侠书,能畅销。不过那些书都不是正式出版社出的,是那些想赚黑钱的家伙偷偷地印出来的。黑市生意。武非也曾为这个被公安局关了两个礼拜。 “嘟嘟……”我又拨。411031。现在武非开书店的那条路搞拆迁,书店门前的路也在施工着。这一阵子他日子不好过。电话通了。“喂,喂。是冯征修吗?” “哎,武非。是我。怎么说?” “孟浪他们东西出来了。你知道吗?” “噢,出来了啊?我不知道啊。” “昨天阿生来我这里,他说的。他说已经出来很久了。” “哦。我不怎么清楚。你有没有办法弄几本?” “好吧。我想想办法看。” “武非,这阵子日子还好过吧?” “糟糕透了。” “新的铺面找到了吗?” “还在想办法。” “你有没有找房红方问问他看?”我的头骨咯咯响了几下,“我的头骨……” “你说什么?” “头骨。我的头骨老是‘咯咯’响。” “啊。你又来了。房红方那里我打过一个电话去了。他人不在。” “你再找找。说不定他有办法。你这样下去可不是个生意经。” “好,好。很久没碰上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玩。” “好的。约个时间吧。星期天下午怎么样?” “好哇。你来吃晚饭吧。” “好。当仁不让。当仁不让。再见。” “再见。” 我又看了看那老头。他一直在看着我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三枚五分的硬币,放在桌上。老头拉开抽屉,找了一分钱给我。他的眼睛发着光,很怪。 我离开了电话间。天越来越黑。好不容易才把那碗饭吃完了。我也不想再添了,把碗往水斗里一搁。掏出一支烟。我倒在竹躺椅上,给自己点上烟。想起黯之黯呵房红方呵围棋呵什么的,也没劲。没开灯,所以屋子里黑得很。黯之黯这小子,我想。我没开录音机。这时候什么音乐也不想听。外面楼梯上有一阵响动,好象有人上楼,接着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 再过一个月我就毕业了。这一阵子我也不用去学校。分配方向可能也已经定了。分在什么地方,我也不想去关心。公安局的人找过我,那么分配绝不会好。有什么办法呢。我找不到一点“关系”。爸爸胆子小,也不愿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去找一些什么“关系”。在大学里,我已经是个出了名的“不安定分子”了,校党委的那帮人一听我的名字就气得发抖。 又有一个人上楼去了。 中文系那帮写诗的也在心里恨我。原先我跟他们关系还不错,还一起拉起了一个诗社。他们那帮家伙,为了发表一些东西,就点头哈腰窜编辑部。我看不惯他们这一点。我不是不想出名,但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太露骨了。如果我还和他们混在一起,那我自己的名气也变得象他们一样臭了。我跟他们那帮写诗的人闹翻,是在一次诗会上。那是“撒娇诗会”,本来是我想拉他们一起参加的。那时中国队足球输给香港队,很多球迷闹事,被警察抓了几个。为了这件事,我想发动一下“足球愤怒”。他们不敢一起搞,怕事情闹大了对他们不利。当时我很冲动,于是在诗会上骂一切我想要骂的东西的同时,把他们也骂了一通。 对面的窗户亮着灯。我见有几个头影。他们不会是公安局来监视我的吧?我猛吸着烟。 在那次诗会之后,我在学校里见着那帮人的话,还是打个招呼什么的。他们也是如此:见面还客气,但在背后说对方坏话。 门外有声音。妈妈开了门进来。“征修,你回来了。”我“哦”一声。妈妈拧开灯,把包放在一边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咯咯响。我躺在竹躺椅上不想动。“饭吃过了?”她看着我。 “吃过了。你呢?”我说。我还是躺在躺椅上不动。 “吃过了。是在单位里吃的。……这种茄子,从前只要五分钱,现在变成两角了。哎。还有,这种人呵。”她看着我,嘿嘿嘿嘿地笑了几声。我没动。她又嘿嘿嘿地笑了起来。我不敢搭腔。我怕我一接上口,她就会对着我说个没完。灯光暗暗地照过来。我又点了一支烟。在我的这间房间里,家具放得不多,显得很“空旷”。妈妈在我身边的桌子旁坐了下来。她看着我笑。我怕听见她的这种笑声。过了一会儿,她进厨房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,有大半年时间我没有在学校里读书。那时我被父亲带到了四川他的部队里和他一起住。那时我常常看见部队大院里有一个疯女人提着热水瓶去泡热水,蓬头垢面的,一面走一面嘴里叽哩咕噜地说着好多话。我知道她是疯子。有一次我和一群孩子玩军事游戏;一看见她,我叫了起来:“啊,看啊!那疯子来了。”我们中有一个男孩就骂了起来:“你小子乱叫什么?小心我揍你!”我说“那疯子”。“他妈的。她是我妈!”他的两眼瞪着我。我不吭声了。我怕和他打起来打不过他。他瞪着我,朝我挥挥拳头。我没和他打架。这之后,只要他在场一起玩,我就不敢提起那疯子的事了。现在我还记得那男孩朝我挥拳头瞪眼睛的那模样。我明白了一些事。有什么办法呢。 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自言自语。“……他们动什么脑筋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上当。上当了他们就搞你一下。我稿子送去了。他们说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。你说要我怎么办。说出来嘛,不要见不得人。还有你爸爸,也不知道在动什么脑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要我怎么办,可以说出来嘛。鬼鬼祟祟的,见不得人干什么?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们设圈套,就等别人去上当。等别人一走,你们好搞别人一下。我都知道的。你们安的什么心。你以后要毕业了,分配也是。他们弄你一下,看你怎么办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想好好做一点事,他们就搞你。他们倒好,什么好处都有了。在动些什么脑筋!他们喊口号,你们上当,他们拿好处。我辛辛苦苦把稿子编出来,他们就是不发;乱七八糟的东西,他们倒发。你爸爸也是,到这里转一转就走,好象存心捉迷藏一样。在动什么脑筋,搞什么名堂,要我怎么办。说出来嘛。动什么脑筋,不要以为我不知道……” 我听见她的声音。我什么事也做不了,什么事也不想做。什么时候她的声音才能结束呢?我闭上眼睛。我的两眼发浑,脑袋发胀。她还在说。滔滔不绝的说。 “……他们就是要让你上当。呵呵呵。你自以为得计,他们在等你的好看呢,哈哈哈哈。你自以为得计呵,结果好处都是他们拿。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们动什么脑筋,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还自以为聪明呢。嘎嘎嘎,嘎嘎嘎嘎……” 我感到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灯光很暗。空旷的屋子里发黑。我实在不想听下去了。她的声音会越来越响的。我站了起来。“妈,你还有什么事要做么?” “没有了。”她看着我。目光呆滞,两只手垂在肚子上。 “妈,早点睡吧。”我的目光避开她,看着门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我知道她上去了也睡不着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。 “我马上就上去。马上就上去。嘿嘿嘿嘿。”她又看着我。 她好象想了想什么,然后转过身去,开门。 她又停了下来:“明天早晨……” 我怕她又呆着不走,连忙说:“明天早上的事,我会做的。你去睡吧。”其实明天并没有什么事。 她迟疑地推开门,走出去。她关上了门。她上楼梯的声音。 我的脑子里很乱。我想哭。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我有个疯妈妈。我象念生词一样地用普通话在心里念着。我拿了一支烟,用牙齿咬着。拿起一根火柴,划。断了。第二根。又断了。好不容易点着了。 烦乱极了。 烦乱极了。 我放了一盒麦克尔·杰克逊的磁带在录音机里,把录音机的指示灯全部打开。“Say! Say! Say……”我想哭。我流不出眼泪来。人大了就总是这样,常常觉得胸口很沉重,想哭哭不出声来。我倒在床上,把烟扔了。把一个被子的角狠狠地塞进嘴里,“啊啊”地叫。我什么也不想做,我什么也做不了。 ...Just beat. ...Beat it! ...Beat it! 武非的家在杨浦区的军工路上。我坐25路电车到底,沿车站旁的一条弄堂走下去,就是武非的家。他老婆也在家。武非从厨房出来,他穿了一件有网眼的衬衫。他看见我来,连忙过来,想要很有风度地和我握一下手。我问他这一阵子靠什么活。他腼腆地笑了笑说:“坐吃,坐吃。嘿嘿。”然后他又去厨房。我摇了摇头,走到他的书架前。我在他的书架上看见了一套金庸的《鹿鼎记》,我便取下来翻着。我喜欢金庸的书,《鹿鼎记》是唯一的一部我尚未读过的金庸长篇小说。我得问武非借一下这套书看。 武非弄完了他厨房里的事。他站在我背后,拍了拍我。“你大兴嘛。怎么一来就看武侠书。”他问我最近写些甚么。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,还是在写那首长诗。我把书插回书架,转过身,把肩上的包放在他屋子里向南的那张长沙发上。我从包里拿出那首长诗的稿,递给他。然后又回到书架前,又抽出那套《鹿鼎记》翻看。武非打开诗稿看着,很认真。我问他,能不能把这套书借给我看看。他说:“这个嘛,怎么说呢。你得过一会儿和我夫人说。我作不了主。”他的面孔有点尴尬。我知道他作不了主。把书又插回去了。 武非原先是在棉纺织厂的工人。他写诗,时间一久,就不去上班了。后来他辞了职,在浦东开了书店。他和他老婆的关系是同居,而没有去公证处办什么结婚手续。他说他看不起法律。他们同居两年,没有孩子。我知道他想模仿萨特和德波伏瓦的那种关系。他老婆身体不太好,一直请长病假呆在家里。开书店那会儿,他老婆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武非是个不会生活的人。“Das Ewigweibeliche/zieht uns hinan”①如果没有这个老婆,今天武非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。他开书店忙的时候,如果我正好在大学里没有什么事情,我就去帮他的忙。老朋友,不计报酬。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,我就问他借了好多武侠书看。说老实话,我也挺怕他老婆的;因为我问武非借书,如果武非不经过他老婆同意便借给我,他老婆就会教训他,这样我在面子上也不好过。武非在我面前一向是宣扬他的大男子主义的。偶尔他也会对他老婆发火。但总的来说,他老婆是他的一帖药。 武非一边看着长诗,一边叫好。我被他弄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这人喜欢听恭维话,但听了恭维话又会不好意思。武非在谈论作品的时候不会作伪。他认为好就说好,他认为不好他就是说不好。 外面还有阳光。在我们谈论诗歌的时候,武非的老婆已经把饭桌安排好并端上了第一个菜。“对不住,落难时候。”武非用手掌向饭桌摊了摊。我笑了笑,就在桌边坐下了。武非拿起他的大蒲扇,扇了几下。他说天真热。我问他要烟。他象刚想起似的,东翻西翻找出一包“醒宝”来。是原封的,他拆开,抽出一支递给我。他老婆又把第二个菜端上来了。我说:“阿姐,别忙了,一起吃吧。”她说:“别假客气了。叫了一声‘阿姐’就够了。”我“嘿嘿嘿”地,又抽了一口烟。她又出去了。武非在我旁边坐。他继续谈着我的长诗。他说,诗很好,就是什么“献给群群”不好。他在以前就劝过我,让我把这四个字去掉。他说“群群”算什么东西,艺术家不为女人创作。我只听好话,他的大兴大男子主义我只当没听见。我说,我写都写了,那就让它在吧。他拿了两个大酒杯,倒了点威士忌。我把酒杯用手指勾了过来。他问我黯之黯最近在外面的诗,我便笼笼统统地对他说了一些。他和黯之黯关系不好,因为不是在同一个圈子的缘故。其实我更喜欢武非的这个朋友圈子,因为这之中的朋友人都比较淳朴真诚。 我问武非最近有些什么别的武侠书。他说,书店关了,武侠书也被公安局抄光了。他反对我看武侠书。我也常常和他为武侠书而争执。看武侠书是消谴,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的一生最好也是消谴,否则很难找到别的意义,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个荒谬的社会。另外说,许多当代作家都自以为是小说家,结果我可以怀疑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,结果他们的小说不是关于人的,而是关于动物的,他们的人物都是野兽和驯兽。比如说,上海的几个女作家,除了响应政府就是模仿她们心中的“大小说家”,作品中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。什么东西!我认为他们应当好好读一下武侠书,因为他们所写的东西的价值远远不及武侠书,不要说和金庸相比了,和三流的武侠小说作者比都不见得比得上。 武非的老婆把最后一道菜端了上来。武非这小子福气,他老婆漂亮,被武非一骗居然骗进了。我就不行。骗兰兰,兰兰飞了;骗群群,群群不入套;有别的女孩崇拜我,我却对这些已经麻木了,爱不起来。小敏是外语系的,比我小一届,她的相倒是有点象武非的老婆,但和她相处我没什么感觉。下星期我该去找一下小敏了。群群那里我不敢去,去她那里,我觉得沉重。是的,我该去找一下小敏了。 武非用筷子夹了一块红肠给我。其实也不算有很多菜。一盆红肠,一盆花生米,一盆炒青菜,一个花菜肉丝。武非的老婆姓李,他们都管他叫小李。她问,我那位群群会不会做菜。我说群群做饭比做菜做得好。 群群做菜不会做得比我好。有一次我去她那里,她让我吃饭,给我煮了一个蛋,糟糕极了。别的菜都不是她做的,也许是她妈做的。她妈一点也不漂亮,有点丑,和我妈一样苍老。群群有一个姐姐,看样子烹调也不行。姐姐没有群群漂亮,但长得也不错。朋友们都说我的眼睛太色。 武非的老婆就是窝气武非什么都不会干,她说武非连袜子都不会洗。 喝了四杯威士忌,我的头开始晕起来。这是正常的,离喝醉还远着呢。武非的书柜的边缘看上去很光滑。灯光不远,而且天已经黑了。我不时地看看天花板。天花板模模糊糊的。我看的时候觉得天花板旋转。我把目光定住。武非在录音机里放了一盒高田唱的歌。这带子是我帮他录的。高田是一个日本的女歌星。我喝得不多,还能分辨得出这歌是谁唱的。那时兰兰给我的感觉就是日本流行歌曲的旋律。但她今天会是谁呢? 我打出生后喝酒喝得最多的一次就是在我认识了武非的那个晚上。那是在一年半之前一个星期三的夜晚,我去华东师范大学丽娃俱乐部参加《海上》的集会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上海师大之外的诗人圈子。我一到那里,刚填完来客登记单,就有一个面孔看上去很苦闷的人拉住我问,我是不是上海师大的。我说是的,我是从上海师大来的。他便又问我,上海师大有个叫冯征修的诗人有没有来。我说,我就是冯征修。他说他叫武非,他等我等了很久了。他拿出我的一本诗集《生命赞歌》。这本诗集是我一个月前刚油印的。他说这是胡同给他的,是胡同让他来找我的。我翻开诗集,上面果然有我写给胡同的话。武非把他身边的所有朋友都介绍给了我。其中有画画的安督和写诗的小代。我和武非说了几句话之后发现我们谈得挺投机。我不会想到,在我和武非他们谈话的时候,那边上海师大,兰兰已经在我寝室里等了我一刻钟了。我从华东师大回到上海师大,寝室里的同学说我的一个女朋友来过了,等了我一刻钟左右,留下一本书走了。我一看那书,知道来的是兰兰。兰兰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,一个和上海师大距离很远的大学。当时是我刚和兰兰第三次言归于好。想到她这么远来找我,我却偏偏出去了,觉得很没劲。我一下子倒在了床上,摘下挂在床头的军用水壶。白天我刚买了一斤乙级大曲装在这水壶里。我敞开脖子咕噜咕噜喝了两口。觉得更没劲,我又喝。寝室里的同学走来走去。日光灯苍白。我又喝。熄灯的时候我把一壶酒全都喝光了。我觉得寝室在转,越转越快。一个同学问我晚上去那里了。我觉得自己是在对他说去华东师大,在那里认识了几个人挺厉害,写的诗比我们学校的那几个出色多了。他又问我,我们学校哪几个家伙不行,他把我平时挂在嘴上骂的几个人的名字都列出来。他说一个,我就骂一声“臭诗”;然后他又问起艾青郭沫若之类的,我还是骂“臭诗”。后来他问我京不特写诗写得怎样。我觉得自己搞不明白京不特是谁。“京不特是谁?”我好象也说了同样的评语:京不特写的诗歌也不行,也是臭诗,我才是第一流的诗人。我觉得世界旋转得很厉害。后来就不知道了。 第二天我醒来,发现铺盖里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。擦擦眼,才知道被子里吐得一塌糊涂。我知道自己前一天喝醉了。我问寝室里的人,他们说我骂了很多人,连自己也一起骂进去了,还说要给瑞典国王挂长途什么的。我再看床上,很多呕吐物都在被窝里被我的体热烤干了。 我们都觉得很闷热。武非从隔壁借了个电扇来。他身后跟着小代和沉尘。小代姓石,他比我大九岁,人挺好的。他是个工人,二十八九也没结婚。有时候在一些诗歌聚会场所碰见他,他在我没钱的时候常常会拿几包前门烟塞在我口袋里。我有时候被他的这些感动得想流泪。他总是这样照顾我,因为我比他小。我知道这种关切是我一辈子也没办法报答的,但有什么办法,我以后还会更厉害地落魄下去。想到小代这一帮朋友,他们在写作上无所成就,依旧写着很糟的诗歌,我为他们感到难过。我永远也帮不了他们。我是一个不会被社会喜欢的人,我永远也不会向作家协会的那帮人点头哈腰的。作家协会是什么东西?习作制造协会。从那里出来的东西,只要一个人看一点五四运动之后的东西如法炮制,都能比那些好。但是武非小代他们却渴望得到作家协会的认可,这是我所无能为力的。我也曾为小代写过推荐信,写给那些我认为还不算很糟的编辑部。当然,没有一封信是得到什么回音的。其中有一封我这样写: “小代是我的朋友,他对我如兄长对弟弟。他写的诗歌也是够水平的,希望你们发。另外,小代的工作是很累的。艺术家在受苦。如果多多地发他的东西,对他调去厂报工作的事有好处。我是京不特,在上海天翻地覆,你也应当知道。我京不特有十个手指,如果你发小代的诗,我可以剁下两个给你。” 武非也让小代喝上几杯。小代说不喝了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地响。我拿起一支烟。小代也点了一支。武非的老婆把桌子收了起来。我坐到沙发上。头有点晕,但晕得不很厉害。小代刚和别人搓了麻将,又输了六十多元钱。我听了没作声。我知道小代喜欢打麻将。赌钱刺激。常常赌钱的人不一定在乎钱。主要是为了赌钱这行为所带来的乐趣,也是为了体味在输嬴被决定之前的那种紧张心理。所以赌博会上瘾。我不赌。我怕一上瘾就戒不掉。我写作已经没办法戒了;抽烟也没办法戒了。我怕再染上一毒。我钱太少,不够用。 其实打麻将我也会。那是小时候在我父亲部队里学会的。那时候部队里的生活太枯燥,白天就是“批林批孔”。一帮当官的就把《陆战棋》上的字都刮下来,然后用油漆把棋改成麻将。爸爸也常被约去打,我就跟在后面看。他们不敢赌钱,就让输者在头上顶个枕头。看多了,我就会玩了。不过在上海我几乎从来不玩。 武非和沉尘在争论萨特什么的。我不感兴趣,就和小代静静地坐着。五斗橱上的闹钟“嘀嘀哒哒”,十一点了。武非还在和沉尘激烈争论。五斗橱上的摆设看上去很沉静,和他们的争论成为一种对比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地响。我们常常为一些理论争论不休。但这些理论却又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呢?今天晚上没有下雨,皓月当空。这争论本身也是带有赌博的特性的。 小代拍了拍我的肩说,上次他来我家找我,结果我不在。我感到很过意不去。他和武非沉尘都住在这条弄堂里。这里离我家很远,中间还要摆渡。但是我现在连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我去了什么地方。 武非凑了过来。他说他要编一本诗集,说不定要让我帮忙。他老婆上床睡了。我和小代站了起来。我说可以,让他尽管编;现在时间不早了,我该走了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①“Das Ewigweibeliche/zieht unshinan”为歌德《浮士德》的最后两行诗:“永恒的女性/带领我们前进。” 我在梦里看见兰兰了。醒来后,我看了看表,十一点多。阳光从窗口照进来,天气很好。我梦见兰兰。在梦里她约我出去。她在我的家门口等着我。我和她一起走到一条很宽敞,两边有着栏杆的马路上。马路上除了她和我之外没有别人。路面很亮。马路中央有几只白色的鸟在跳。我和她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。拐了一个弯。又拐了一个弯。又拐了一个弯。在我们的脚底下一直是这样的马路。我偶尔觉得马路是白的,偶尔是黑的。后来不知怎么的,就到了一扇门前。我拉着兰兰的手,推开门。我们走进一间屋子。这屋子不大,里面只放着一张床。天花板不高,只有一扇窗。外面的光线迷迷朦朦地射进来。我和兰兰就在这床上坐下了。我们接了几分钟吻。我们爱得很浓,好象我从未接过吻一样。她的舌头很软很滑,又象是一只硬甲虫在我的嘴里钻来钻去。我一开始觉得自己这是第一次接吻,又迷迷糊糊觉得不是第一次。后来我们就倒在床上。她一动不动。我把手伸进她的衣服。我解开她内衣的扣子。我抚摸到她的乳头。我觉得她的乳房很小。越摸越小。后来就平坦了,象小男孩的前胸。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对。兰兰的乳房本来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她的乳房是丰满的。…………后来我就醒了。我伸下手去摸摸我的生殖器,没有勃起。平时一觉醒来,我的生殖器总是勃起的。 醒来后我觉得我的脸上有眼泪,眼睛里眼屎很多。我心里很难受。我想着那个梦。外面的阳光苍白得象雪。妈妈已经走了。早晨我醒过,朦朦胧胧好象听见她的声音。屋子里亮晃晃的。我横躺在床上。我不想起床。屋子里的四堵墙都被涂上了花纹。这些花纹不好看,翠绿色的。天花板上没有花纹,雪白雪白的。上面有一只黑色的甲虫背对着我,慢慢地爬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地响。隔壁的人在做着地板,电钻的声音“吱吱吱”地响。我觉得烦。空气很暖。我觉得自己一动都不想动。 窗外有好几栋楼,都是兵营式的。其中只有一栋是和我住的这栋平行的,其余的都是斜排着。有几只鸽子在楼房间的空地里蹦来蹦去,有时也停在树枝丛里。楼房间的电线杆都是水泥的。风把晾在对面窗户外面的衣服吹得直飘。我呆呆地望着窗外。我常常这样发呆。这是一种消闲的方式。我不想起床。觉得无所事事。人生的最大乐趣莫过于偷懒,莫过于无所事事。有些人辛辛苦苦一辈子,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忙些什么。我摸了摸膝盖。这几天我的膝盖不疼了。我这人好象总是有些什么毛病。有时候肚子疼,有时候背脊疼。疼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活不长。我怀疑我身上的病症都在埋伏着。现在时间还没到;时间一到,就会发作。我想到这些就会伤心。抽烟也抽得厉害,肺里面尽是些黑色的焦油。可是戒不了,有什么办法呢。别人都说我身体好,说我长得壮实。其实我自己怎样,我心里最清楚。 我越躺就越不想动。我一般都晚睡晚起,深夜一两点钟之后才睡,快中午时才起床。刚进大学那阵子,我是老老实实地住在学校里的寝室里。每天早晨辅导员都要到寝室里来催学生起床。我总是喜欢多睡上一会儿的;但是他一来,就不行。一二年级的时候,我们干什么事,辅导员都会象幽灵一样地盯在后面。想睡一下懒觉,则根本不行。冬天我怕冷,不愿起来做早操,于是只好冬泳。早上六点半起床,哆哆嗦嗦地跑到游泳池,哆哆嗦嗦的在冷水龙头下蹦蹦跳跳地冲洗一下,然后跑到池子前,眼睛一闭就跳进冰冷的水里。冷过了头也就不冷了。有时候游泳池里结冰,被冰棱子一划,皮肤上都是血。 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不管了,也不冬泳,也不出早操,因为辅导员换了。那新的是比我们大两届,刚毕业的。我这才觉得自由些。如果那老的辅导员继续做下去的话,学生中有人要找他麻烦了。三年级时,我住的寝室向北,冬天冷夏天热;寝室里各年级的学生都有,是数学系唯一的一个年级混合寝室。黄可比我大一届,他受过处分。我就睡在他的上铺。他喜欢踢足球。我有时候也去踢。踢足球时,同学们都怕我,因为我穿大皮靴,而且踢在人身上的次数要比踢在球上的次数多得多。 黄可吃警告处分是因为他旷课太多。他这人和我一样,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。他总是在寝室里自己读书。他抽烟也凶,一天起码一包。我的自制卷烟使他很感兴趣。我搬进他的寝室之后,他也开始了自己卷烟,这样比买烟便宜多了。所谓的“卷烟机”,就是用一张塑料纸钉在书桌上,用一支铅笔或者筷子把烟丝向前推,而涂有浆糊的烟纸放在前面,烟丝就这样慢慢滚上烟纸,一支烟就卷成了。我进这个寝室时,黄可是四年级。别处的同学称我们的寝室为“卷烟公司”。

──献给魏岚 不要指责我吧,我想哭极了 要说过错只是我被生了出来 天边这么辉煌让你感伤 感伤主义的时代有很多英雄,今天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 《第一个为什么》 第一章 我化了一个下午的工夫,把一楼我房间里的纱窗都钉上了纱网。二楼,我妈妈住二○一室,我还没有来得及去钉。钉子已经不够了。外面的阳光越来越少。我把烟丝从院子里收了回来,这是我上午拿出去晒的。好几天前,我给烟丝喷了点酒;有太阳我就拿出去晒,到今天还没有干。装烟丝的塑料袋不透气;酒气是从塑料袋的一个口子里一点一点地漏出来地的。中午的时候太阳很好,现在却几乎是阴天。我让自己倒在竹躺椅上,从一旁抽出一支烟来,点上。昨天和黯之黯吃了一顿,把钱都用光了。好一点的烟也抽完了。黯之黯也是写诗的,他的真名叫鲍持洲。他刚从牢里出来。为了替他洗一洗楣气,我们一帮朋友筹份子凑了点钱,请他喝了一顿。我没有把烟全都吸进去,吐出的烟圈很浓。没烟抽就觉得“飞马牌”还不错。肚子饿得直叫。妈妈出去的时候留下了一碗饭,已经在中午被我吃了。现在已经六点钟了,妈妈还没回来可能是她在单位里吃了。我没有生炉子。我不生炉子,因为我没买菜。我口袋里只有两毛钱,也没办法到外面去吃。在大学里呆了四年,最后一年我常常饿肚子。从前我就有胃病,三年级的时候胃出血,三只+。我抽烟很厉害。抽烟费钱,但我戒不了。试着戒了好几次,都没戒成。从小我爸爸就说我这人没毅力,说我以后会一事无成。现在这烟也是不抽不行。我知道自己意志薄弱,锻炼过好几百次意志。试着打坐,或者试着说英语,总是没常性。我现在还是这样,有什么办法。妈妈还不回来。看样子她回来也没用。她一定会以为我晚上出去了。不会带菜回来。 在妈妈离开家的时候,围棋他们还没走。我听见妈妈在房间外面的厨房里站了一会儿,想用钥匙开房间的门。我怕她进来会吵醒在床上睡着的那几个,连忙从席子上跳起来,把门打开一条缝。我做了个手势,让妈别进来。我两眼迷迷糊糊的。妈说她要做糍饭,让我把屋子里的一袋糯米递给她。她问我是不是要去买几根油条。我说不用了,然后把门关上。我又躺下了,迷迷糊糊地还想睡。 昨天来了两个人,所以我只好在地上铺一张席子睡。我听见妈妈生炉子的声音,过一会儿就什么声音也没了。我又睡了大约一个小时。我常常这样睡。实在累的时候站着也睡着了。围棋睡在竹躺椅上,他带来的他的同学睡在我的单人床上。夏天热,我们不能挤在一起,睡地上又怕得风湿症。围棋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,也是因为写诗的缘故,三年前我就认识他了。我感觉他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;和我谈得拢的话,他就话多一些。一般人会觉得和他交往挺累的。 昨天我们喝酒,他是来的。是我约他,他才来;带着他的一个同学。他比我更早认识黯之黯。他对黯之黯没有什么好感,只是大家都是朋友,应酬应酬罢了。喝酒的时候还有杨洋和萧午。杨洋是我们学校艺术系绘画班的。也是买我一个面子。我们就在杨洋的画室里喝酒吃菜。完了就在楼下的东部校园大草坪上和黯之黯的那帮崇拜者交谈。黯之黯在上海名气很响,很多人都称他为上海第一诗人。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,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,就已经在写诗的人群中混了;那时候他的诗就写得很不错。我也写诗;我知道我自己的名气还不及黯之黯。只是我不愿意恭维他,因为我想把“第一”这称呼留给我自己。我是很会自我陶醉的。在上海,黯之黯、孟浪和胡同都是很不错的诗人,但是我也不愿意认为我自己比他们差,而自己实际怎样我也不会多考虑。大家聚在一起胡扯了好一会儿,天一点点地暗下来。我兴致很高,把我刚写好的一首《撒娇》朗诵了一遍。黯之黯的几个女崇拜者听见诗中的那些“性感字眼”都皱眉头,我也不管。杨洋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出去了,别人都没在意,我看见了。我还继续读我的诗歌。天色更暗了。 黯之黯的诗歌很优美,甜甜的,女孩子都喜欢他的诗歌。我的那首诗就不行,太粗鲁了,只会把女孩子们都吓跑的。 好一会儿之后,杨洋又回来,而我们也差不多都散了。作为崇拜者的大学生都各自回自己的寝室。围棋和他的同学随我一起去我家。离开学校的时候,杨洋把我拉到一边,对我说:刚才学校门口停了一辆公安局的车子,等了很多一会儿才走。我听了也没说什么,我不想告诉黯之黯。我们把黯之黯先送走了。回到家里我们就睡了。 我第二次醒过来的时候,围棋他们也醒了。我出去看了看,炉子灭了。炉子上的锅子里糯米熟了一半。妈妈生炉子总是这样,她总是在煤全部烧完的时候才加新的煤;新加的煤湿,炉子就灭了。围棋他们说得走了。阳光荡荡,透过纱窗落到我的脸上。我说好的,我知道了;然后便翻到床上睡去了。 我抽了两支烟从竹躺椅上起来。肚子依旧很饿。我看了看表,六点半不到一点。去奶奶家吧,我想,到那里也许能吃上晚饭。 我住在黄浦江的东边。上钢九村二十四号一零二室。新村房子大多都是兵营式的。我住的地方虽然是八十年代建的,比以前的好一些,但也还是兵营式建筑。上海几十年没打仗了,“兵营”这个词是被上海人抽象地使用的。其实这种房子看上去象是一些单位的宿舍区,不过楼和楼之间显得并不整齐,这样就好看一些。路是混乱的,走熟了固然不会有什么麻烦,但是来找我的朋友都说这里是迷宫。我也是跟着他们这样想。新村里有花园、商店之类,绿化也过得去。有时候深夜回家,常常被路边的松树吓着;黑暗中看不清,谁都会以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人站在那里。 离开家时天色欲阴欲晴。风偶尔把我的衣角吹翻起来。我穿着一件绿卡其衬衫,颜色绿得有点象邮递员的衣服,很不时髦;我爱管它叫“美军制服”。到了夏天,我穿的外套都不扣扣子。我的衣服都不是外面流行的一扣上扣子样子就会很难看。盛夏还没到,我设计了两种衣服,样子奇特;到了盛夏我打算买一点便宜的布料自己做,将之命名为“不特衫”说不定外面就会流行起来。 走出九村,觉得小肚子有点胀,憋了尿了。我看了看,附近没有厕所,又不想回家,只好还憋着。86路车开过来了。我想起摆渡口的那个地方好象有厕所。我急急忙忙往车上跑。憋得更急了。这一站是起点,我能在车上抢到一个位子。不一会儿车就开了。我一直想着憋尿的事,有一点急,觉得车子开得太慢。车窗外街道行人什么的,都擦过了。到了上南路,车停下。我很急。车开了。挤过来一个女的,手里抱着一个小男孩,可能是上南路车站上来的。小男孩在吃雪糕,嘴边上一圈黑的,面孔很脏。我看了一眼。那女的拼命往我的座位上挤,她老是往我这边看。我心里知道,她想让我把座位让给她。若是在平时,我看见老弱病残之类,也难免要让个座甚么的。我知道,这就象一种道德;但当一种道德被写成文字之后,很多人就会认为,这样或那样做是应当的。一想到这女的怀着一种“应当的”的想法等我让座给她,我就不想让座了。什么东西!我想着想着心里不愉快:或者看着他们可怜,我还会为他们让个座,否则坚决不让。我的小肚子又胀得厉害。马路上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跑。人行道上一个老人在对一个孕妇说话。不过,如果我看见是个孕妇在我旁边的话,我也会给她让座。那抱小孩的女人挤到了我的旁边,站了一会儿。然后又挤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她再站在我旁边也没有用,我是决不让座的。不过我还是真的怕有人来为难我。我这个人爱面子,有什么办法?即使是真理,在谬误面前站着也会羞怯。我尿憋急了。那女的身强力壮。马路宽敞一些了,车也开得快了一点。司机最希望马路上没有十字路口,不遇到红灯;我也希望这样。 我后面有两个人在谈前天的电视里,外国留学生唱中国歌。我不看电视,这几天当然也不会去看。但有人对我说起过,说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个黑人唱歌唱得很有趣的;我们学校里的三个日本女孩也上去唱了,不过唱得不好。我以前常和这三个一起玩,所以我知道我背后的人在谈谁。冈田佐代里就是她们中的一个,而那个个子最小的姓中野,个子最高的那个名字叫郁实。去年我和佐代里交换过礼物,她给我一套川端康成的小说,我给她一套中国军装。后来米康告诉我,按照日本习惯,一般女孩子不会接受男孩子的礼物,除非大家相处得很好了。佐代里才十八岁,比我小两岁。那天米康也在。米康是弹吉它唱歌的,常和我一起玩。他有四分之一日本血统,也会日语。我不会讲日语。佐代里和我说话,都是结结巴巴的汉语。过去和兰兰好的时候,只跟她学了一句“萨优阿那拉”;结果兰兰就跟我萨优阿那拉了。 我很怕想起我过去和兰兰的事。她是我的初恋;每次和她交往,都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。我上星期刚给她写过信,和在这之前我写给她的许多信一样,我至今没有得到她的回信。 佐代里她们爱管我叫“古代”。她们认为我长得很古代,衣服古代、神情古代、头发也古代。她们所说的“古代”就是“过时”的意思。每次她们来我寝室,中野总是用她那沙沙的嗓子一路叫过来“古代先生”、“古代先生”。寝室楼下面看门的老头要赶她们,我就去吓唬那老头。她们的汉语说得很糟,有时候我也会听不懂,有时候我只好跟她们用笔谈或者用英语说。我的英语要比她们流利得多。黯之黯出事那阵子,公安局文保处又来找我;我对他们说我不可能与他们合作。但他们知道了我和留学生的事,于是学校方面找佐代里她们去并对她们说了我很多坏话,然后佐代里就不再来找我了。这是中野告诉我的。之后我就去钟山中学实习了,不住在学校,六个星期只和佐代里见过一次面。今年春天,实习完回到学校,佐代里老避着我,一面孔彬彬有礼的样子,我就知道没希望了。正好碰上我想要录一些松田圣子的歌,我就只好去找中野。松田圣子是一个日本女歌星,她唱的歌我很喜欢,都是一些少女的内心骚动在阳光下蹦蹦跳跳。两个星期前我就把磁带交给了中野,也不知道她录好了没有。碰见她的时候,我忘了这事,也就没有问她。三个人之中,中野长得最漂亮,但她个子很矮,只有一米四十七。我不喜欢矮个子的女孩子,因为我自己很矮,只有一米六三。本来我以为中野还没有发育完。她的嗓子很沙哑,而且老是把“我们”发成“我民”,我听见了就想逗他。到了夏天我才发现,中野其实很性感。她的手臂又白又壮。那天我去留学生楼找她。留学生楼就在操场的对面,操场上人不多。我站在楼梯前的树荫里,阳光在前面一米多的地方晃动。中野从楼上下来。她穿着一件浅黄色带黑条纹的背心,手里则拿着一件衬衣正往身上套。我走过去,对她说,她很性感。她可能没听着,迷迷糊糊地望着我。我把她遗忘在我寝室里的一只玉石龟递给她。她接过,看了看龟,没说什么,又进楼去了。她的背影也性感,臀部一闪一闪的。 我紧紧地憋着尿。好不容易车子开到了南码头。我觉得冷,可能是因为憋尿的缘故。我前面的人下车很慢,我挤着,到他们的前头。码头前的马路上,卡车排着队等着摆渡。进了厕所我有一种解脱感。撒完尿之后出厕所,渡口的门已经关上了,我得等下一班船。我的腿关节一阵阵酸痛。昨天晚上没睡好觉,而且身上没盖东西。我的身体也真够呛。把手伸进裤袋,又摸到里面的那两张一角钱的纸币。从浦东到浦西不用买票。我坐车是月票,但摆渡没有买月票。从浦西到浦东的摆渡票是六分钱。有时候从浦西回我在浦东的家,会在轮渡口突然发现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,我只好硬着头皮混:如果是人多的话,我就喊一声“月票”;如果没什么人呢,我也只有走到检票的那里,说我把也票忘在了家里,又没有钱在身上。有时候我也会拿出学生证来给他看,检票的也不多难为我,知道我是个大学生,没有钱,又不是从乡下上来的小贩,就眼睛一闭,头一斜。我知道这是放行的意思,就过去了。其实我这个人羞怯,又要面子。和检票的说话时,我总是把声音放得很低。如果这时有人过来看我一眼,我就脸上发热。我会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:以后一定要在身上放上六分钱,以后一定要在身上放上六分钱。然而没多久就又忘了,结果到了轮渡口还是身无分文。 上轮渡还要等上几分钟。奶奶家在上海西面,在天原新村,一般从我家坐车去要一个多小时。奶奶是个吝啬而虚荣的老女人,我很难从她手上得到一分钱。而且我不愿意问她要钱。她经常罗嗦。从我小时候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那时逢年过节爸爸妈妈和奶奶聚在一起,她总是许诺要给我买什么买什么、要给我做这样或者那样的衣服。可是从我懂事的那天起,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件她所许诺要给我的东西。因此我对她说的话从来不当真。我也不说她好,我也不和她多亲近。 去年秋天王刚那傻小子从北京来找我。我身上没几块钱了,但也总不能怠慢他。这是一种默契:如果我去北京找他,他也得请我。王刚是画画的。于是我就给奶奶打了个电话,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吃饭,问她有没有菜。她连忙说有。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就算她没有她也会说有。平时她在里弄里炫耀,说自己有个大学生的孙子;现在她又可以吹了,说家里有外国人来吃饭,荣耀得很。我就把佐代里他们一起给拖去了。我看她对佐代里那付巴结的样子,心里不舒服。然后我说王刚是香港来的华侨。她就说他长得多么英俊。她学了几句“早晨好”、“你好”、“你叫什么”之类的英语,她就把那几句英语一遍一遍地说,还问人家她说得好不好。幸亏我那天和王刚、佐代里他们都打过招呼。 我也和我的朋友们谈起过我的奶奶,说她是一个很势利很做作很庸俗很令人讨厌的女人。黯之黯也见过她。那是在一年多以前。那天我住在我奶奶家。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黯之黯,让他过来跟我一起装订《撒娇》第一期。他就从厂里出来了。他所在的厂离我奶奶家很近,就在中山西路上。我给黯之黯泡了杯茶,奶奶在一旁监视着,生怕我往杯子里放太多茶叶。黯之黯没带烟,我口袋里烟也不多了。我想起爷爷有一包烟,本来是放在桌上的。但奶奶看见是我的客人来,就把烟给藏起来了。爷爷出去做事了。我摇了摇头。奶奶在厨房里荡了一转,又回来了。黯之黯不动声色地看着我。他坐在桌前,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面压着一张奶奶二、三十岁时拍的照片。每次有客人来,奶奶总是希望客人能够看到这张照片,所以她特地把它压在玻璃台板下的正中。从照片上看,奶奶年轻时相貌不错,有点象交际花。如果我生在她那时代,准会动脑筋和她睡上一觉。。黯之黯在看那张照片时,恰好奶奶走了进来。黯之黯装模作样地问我照片上的是谁。奶奶一听,就连忙走过来说,“对啊,这人是谁?”黯之黯说:“这人真美,好象电影明星。”奶奶嘿嘿地笑了。我也在肚子里好笑:黯之黯这小子老流氓老花票,他妈的马屁拍得溜转。黯之黯一张嘴巴很甜,他的话我的一帮朋友都听得舒服。奶奶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:“象么?”黯之黯装模作样地看了看,说:“对!是奶奶。”我在旁边一声不吭。黯之黯问奶奶,今年五十岁了吧,好象还不到。他说,奶奶福气。奶奶听了,更得意,说:“还不到呢、我快七十了。”我差一点笑出声来。黯之黯还在说:“怎么一点也看不出七十岁?每个人都会觉得奶奶才五十出头。”黯之黯翻来覆去地对奶奶说好话。奶奶就糊里糊涂倒把那包本来已藏起的“牡丹”烟拿了出来,让我招待客人。隔壁的许坚和贞贞在厨房里笑。我去厨房,他们朝我扮鬼脸。他们也听见了黯之黯在说。黯之黯走后,奶奶问我黯之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说黯之黯是上海很有名气的作家,“小青年们都知道他。”奶奶说:“怪不得呢,这个人这么会说好话。”我说黯之黯平时说话一向都很真诚。奶奶很开心地去做饭了,她那样子看上去象是还在回味刚才黯之黯所说的话。我坐下喝茶,胃不舒服。 爷爷是个老好人。他不是我的亲爷爷。四七年开始,我奶奶作了几年寡妇;后来她熬不住,就和我现在的这个爷爷好上了。就这么回事。我认为奶奶唯一可取的一点就是她重新嫁了人。这一点也不做作。人嘛,熬不住就该这样,何必去做贞妇,何必去做苦行僧。我最讨厌苦行僧。从我小时候起,爷爷就喜欢我。他常常给我买很多巧克力和玩具。现在我大了,不常去奶奶家,爷爷常会念叨我。在我没钱的时候,他一眼就能看出我缺钱用;他会不声不响地塞给我五元钱,但不让奶奶看见,因为奶奶知道后会罗嗦个没完。 摆渡船快靠岸了。到了奶奶家,爷爷会特地为我做几个菜。我爱我的爷爷。 黄浦江的水发臭发黑。我小时候还曾在黄浦江里游过泳,那时候的黄浦江里的水不是这样。有时候我渴望离开上海去外地玩玩。我小时候在四川呆了两年,但那时候毕竟小,什么地方对于我都一样。大学四年,我每个暑假都出去旅行。虽然我没什么钱,但我还是到过黄山和雁荡山。黄浦江里拖船很多,我看着一排拖船从渡轮旁突突突地慢慢驶过。 突然我觉得船身一震,我知道渡轮靠岸了。我朝出口处的方向走。我挤过一个女人,可能碰了她一下。她给了我一个白眼。我连忙道歉。 我掏出最后一根“飞马”牌,叼在嘴里,点上火。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我。我得抢一个座位。一出码头我赶紧往车上跑。透过车窗我看见一家点心店。肚子很饿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作响。我又想到口袋里的两角钱。 相对上钢新村,天原新村就是很老的新村了。我估计它是五十年代建的。七六年奶奶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,这里的楼房还是三层斜瓦顶的,后来才翻修成四层楼的水泥平顶。在奶奶家搬来这里之前,奶奶和爷爷因为和邻居吵架的缘故搬了好几次家。但搬来了这里之后,倒是邻里关系很好。许坚一家是和奶奶家和一个总门的。那时上海造的新村全是这付样子:一个总门里有两三家人家的房子,然后这两三家人家合用一个洗手间和厨房。而邻居关系出问题也是出在对这些共用的地方的使用上。许坚一家是人都挺好,而且在知道了奶奶是一个这种个性的人之后也就哄着她一些,并不与她计较什么。相反,许坚和贞贞很喜欢我爷爷。他们常常对我说,我爷爷是个很拎得清的人。我自己也知道爷爷是个很拎得清的人。如果只是奶奶在那里,我就不愿去奶奶家了。 我进了楼,上二楼。我敲门,许坚来开的门。我走进屋子。奶奶正坐在那里戴着老化镜看报纸。看见我进来,她把老化镜摘下,问我有没有吃过饭。“还没有。但是在路上吃了碗馄饨。”我随口撒了一个谎,“爷爷呢?”“他在厨房里。”她从沙发上站起来。我往厨房走。爷爷在厨房洗碗。“爷爷,爷爷。” “噢,征修。” “还没洗完呵,爷爷?” “你来了。饭还没吃吧?”“没有。”“进去坐一会。我随便把饭热一下,再弄一点菜。”“好的。” “这点够么?”爷爷把锅子端给我看。 “够了。”我说。爷爷让我进屋前在门边的湿布上踩一踩,这等于是把鞋低擦一下。我按爷爷说的做了。爷爷在继续洗他的碗。他每天都要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,他不能忍受屋子里的地板脏。 走进屋子,放下包,我给自己泡上茶。天开始黑了,看样子晚上得下雨。快八点了。这是夏令时间,所以天这会儿才暗下来。朦朦胧胧的,透着一股夏天的气味。屋子不大,不算很宽敞的纱窗积着灰垢,发黑,所以屋子显得更暗。我坐在沙发上等饭。奶奶问了我一些话,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她没话找话,这样我就没有清静一下的时间。我觉得累,背上有些发酸。我听见爷爷在厨房里炒饭的声音。我肚子饿,听见这声音就饿得更厉害。 天黑了。我三扒两扒把饭吃完,放下碗。然后爷爷让我不要动,他会“一手一脚”地把饭碗洗了。爷爷总是喜欢一个人一下子把家里的家务事全都搞掉,他喜欢“一手一脚”。我坐在窗边的一张藤椅上。爷爷的烟就在桌上,我真想伸手去拿一支。我的最后一支“飞马牌”已经在路上被我抽掉了。平时爷爷总是劝我不要抽烟,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这样拿他的烟。我喝了一口茶,想着怎样才能拿到一支烟。如果爷爷和奶奶都去了厨房,我就会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来。在我进入大学前的那个暑假我常常这样偷偷地拿爷爷的烟抽,只是那时我不敢在屋子里当着大人的面抽,而是偷偷地躲在厕所里抽。进了大学以后,我抽烟公开了。到奶奶家,我一般都是抽我自己带着的雪茄或者板烟斗。今天我身上什么烟都没有。 爷爷把碗洗了,打开电视机。我拿出我的长诗,进入厨房,打算把稿子誊清一点。长诗的名字叫《第一个为什么》,在诗稿的扉页上我写有“献给群群”。我对人说我这首诗是为群群写的,已经写了几千行;当然我想象这首是应当有万行。每写出一点,我都要给群群寄去。我对她说,我爱她,我写这首诗就是为了打动她。她至今也没有什么表示。我还要写下去。我现在正誊着的是第四千行。许坚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。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碰见他了。我问他有没有烟。他说没有。他手里拿着一杯茶。他对我说,他得参加自学考试,得复习,今晚他得在厨房里挑灯夜战。他拿出了台灯,然后拿一块板放在灶台上。他把一叠书放在板上。外面淅淅沥沥开始下雨。我坐在奶奶家的灶前抄写着。许坚也坐下了。 “写诗么?”许坚看着他的讲义问。 “唔。”我朝他那里望了一眼,“是骗女孩子的。” “分配的事有着落了吗?” “没有。反正算了,我也无所谓。随他们便吧。” “那本诗集我已经帮你送去了。”他说的是黯之黯的一本诗集。黯之黯出事的时候刚好有一本诗集的手稿在我这里。那时我怕我也会出事,所以我让许坚帮我藏了起来。前几天黯之黯来问我这手稿的事,我说不在我这里。黯之黯让我把他的诗集手稿交给房红方。我就让许坚直接拿给房红方。房红方的家离这里不远。 我一行一行地抄着。抄诗手很累,又枯燥;我宁可写。 --到了夏天我会嫉妒,因为在夏天会有更多的人对你微笑-- 许坚在继续吭着头看他的书。好不容易我抄完了六张。爷爷他们已经睡觉了。屋子了的灯关着。我腿上有点痒。蚊子飞舞。我把屋子门打开,去拿蚊香。 “征修,别睡得太晚了。”爷爷在屋子里的黑暗中说。 “好的。”我走出屋子,轻轻把门关上。然后我在厨房里架起蚊香,点上。外面的雨越发大了。雨点的声音让我想起一场电影,但我已经记不起这场电影的名字了。许坚在那里读书。我把手伸进口袋,又摸到那两张一角钱的纸币。我呆呆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,看着诗稿。想了想我又站起来,走进屋子。我摸到了桌上的那包烟。我退出来,把门带上,很轻。我把烟扔在灶台上。许坚走过来,把烟盒拿在手上。他抽出一支给我,自己也拿了一支。我把烟放在嘴上。许坚点了火。我把头凑过去。外面就只有雨点的声音。我吐出了一大口烟。许坚也给他自己的烟点上了火。青烟黯黯地升上天花板,灯光昏昏发黄。我摸了摸酸痛的腰关节,伸直了腿。还在下雨,我想,到了明天,天气会不会放晴呢? 许坚是我的老朋友了。我小时候六岁以后住在奶奶家。奶奶家搬了又搬,最后就搬到了这里,我却已经不再住在奶奶家了。奶奶家搬进来时,许坚家就在隔壁。我们是在一个总门里就两家,厨房、厕所是共用的。许坚比我大半岁。我从四川回上海那时,他才十二岁,和我一样刚念小学五年级。那时我们小学只有五年。他父母的脾气挺好,他们也能揣摩出奶奶的性格,所以不象从前的两家。从前的时候人家邻居都受不了奶奶,所以爷爷只好和人家吵架;一吵架,奶奶又到中间作好人和事佬。奶奶喜欢在里弄里混个小组长什么的。我最讨厌里弄干部了。奶奶那时让我管许坚的父母叫阿姨阿叔,让我管许坚叫哥哥。当然叫阿姨阿叔的我叫的挺顺口,但管许坚叫哥哥,这就别扭。奶奶说这是礼貌,我只好叫了几声。日子一久我还是管他叫许坚。许坚的妹妹叫贞贞,比他小四岁。那时我们在一起玩。许坚的同学有好几个我认识。许坚对奶奶也很客气,当然也叫她奶奶,背后又在那里说我奶奶的笑话。我没有在天原新村这里上学。一开始是在四川我父亲的部队里,后来又回到我外婆家上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。但我放假和一些周末总是来这里,他们家一直和我很好,一直到我上了大学。刚考完大学的那个暑假,有一次许坚给了我一本本子,上面是手抄的《少女之心--曼娜回忆录》,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查禁很严的“黄色手抄本”了。我看了之后手淫了很多次,因为那时对于我这是神秘而刺激的,就这样一个小本就足以使我痛快;但我看久了就觉得乏味。我把本子送给了我的同学。我对许坚说,这种东西我也会写。进入了大学后不久,我真的写了一本,名叫《一个大学生的骚动》;许坚看了之后说很“煞根”。后来我把那本东西烧掉了。这一类总是偷偷摸摸地传,若是查出来不得了。 “十一点了。”许坚看着表说,“你抄了多少了?” “十九张。真够我抄的,诗太长了。” 许坚把我抄完的两叠拿了过去,顺手翻着。“都是写给一个女孩的?” “嘿。我反正是找个借口写诗。” “好。你这个流氓!” “不是流氓。”我认真地说。 “喝点咖啡怎样?” “你这里有?那当然好。” 外面的雨很大。我觉得有点凉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我走过去把窗门关上。我回过头,许坚正在弄咖啡。我对他说了声“不用放糖”。 如果我身上还有几元钱,我就会去房红方那里看看他。他的家就在前面的天山支路上,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。他其实是个文学青年,可以这样说。一次我在黯之黯家和黯之黯一起聊天,武非带了一个人来找黯之黯。这样我们也就认识了;他叫房红方。黯之黯那时一直喜欢去找房红方,我不常去。等几个月后黯之黯住到了房红方那里,我因为要找黯之黯的关系,和房红方也就熟悉了。这小子昏了头,老是不去上班,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。他也是个穷光蛋。我知道,他比我拥有更多饿肚子的机会。黯之黯出事,他也被搞到局子里去了。都是黯之黯牵累的。黯之黯这小子喜欢作领袖,而且交朋友时一心只想过这个瘾。他出事,事情就是坏在那些捧他作领袖的人身上。 上星期我去房红方家,黯之黯也在。打黯之黯出事之后,黯之黯就不再住在房红方那里,但他还是常去。房红方和黯之黯谈论着那个苏联的电影《战地浪漫曲》。我也看过。黯之黯见我进屋,连忙伸出手和我握手。“老朋友很久没见,想念!”什么的。我也打着哈哈应了几句。房红方递了一支烟过来。我接过,抽上了。房红方问我这一段时间情绪好吗。我说还可以。他问我和群群的事。我说还可以。我不想多谈群群的事。以前我把群群看作圣母,而现在我和她的这种关系,我懒得说出口。房红方以为我不好意思,也没再多问。我心里隐隐发痛,觉得一股极谅的水在胃里翻。猛吸了一口烟,我问房红方最近在写什么。他说没有。我就和黯之黯谈起去上海师范大学喝酒的事。黯之黯出狱后,我还不曾和黯之黯一起喝过酒。“大家一起去上海师大喝吧。”“就这么定了。” 房红方的屋子十六个平方米。白炽灯一盏,当中悬挂着。黯之黯的一只沙发在这里。沙发的弹簧坏了,买来的时候就是坏的,坐在上面屁股不舒服。我从口袋里拿出烟放在桌上。我的胃里又泛着一股苦味。我咽了口唾沫。房红方在写臭诗歌混稿费,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应付生计。房红方不是写诗歌的,而是写小说的。这些诗歌都得由我向编辑部推荐。其实我和那些编辑部的人也不认识,只是吓唬吓唬他们罢了。这几年,我不再象那些写臭诗的,到处让自己随便乱发诗歌。我不让自己的名字到处都出现,但所有写诗歌的圈子里,我的名气照样还是很响的。那些编辑们都应当知道我的名字,这个我是很清楚的。黯之黯和我谈起孟浪他们编诗集的事,说他们也许会问我要诗。我对他们所选的那些诗人很不满意,我有点火。黯之黯劝我说,“这是人情世故,没办法的。”我也知道这个。其实我也是在为我自己打算。在上海这批写诗的人中,我的年龄最小。和我相比,他们那帮人,包括黯之黯,出道都出得很早;我也受过他们的很多影响。黯之黯说,我写诗越写越出色,但做人做得一塌糊涂。但我心想,黯之黯的诗也不算怎么好,更不见得比我好,只是他牌子老罢了。黯之黯劝我多看看毛姆的书。毛姆这家伙是精于世故的。我说,我知道我的名气是不及孟浪他们的。黯之黯又劝了我几句。平时我也装作自己对名利之类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样子,但其实我这个人是很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。我没钱,我没办法给自己出个人诗集;如果我有钱,我也会象孟浪他们那样,搞一份刊物,给自己扬扬名。上海这帮写诗的,相互勾心斗角,还不就是为了一个名气。我对他们不满,也是为了名气。我是饿狗,他们是饱狗,一路货。这一年来,我诗歌写得出色,我就蠢蠢欲动。碰壁也碰了不少,有什么办法呢?如果房红方和黯之黯没有在这屋子之中,我就会扒在墙上大嚎。我想哭,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窗户外面的空气很宁静。黯之黯和房红方开始起他们的构思了。我舔着嘴,不作声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 我听得见这响声。阿多阿姨对我说过,我得动手术,把头颅骨换掉;不然的话,以后会变成呆子的。阿多阿姨是我最小的阿姨,她是医生。我有九个阿姨,她对我最好。我被生出来的时候,她还在念小学。我五岁时问她,上几年级;她说,她初一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初一是什么意思。我那时常抢她的东西,外婆总是帮我,她就只好哭。我打算过一阵子就去动手术。 黯之黯拿了一本《法国诗歌选》,翻着。房红方对我说着他的“小说工厂”的构思:就象好莱坞的电影,先是一个总构思,然后大家分头搞出精彩部分;其实象这样的“小说工厂”也就是“波普小说”。我觉得他的想法太幼稚,我们的经济基础根本不行。不过这话我没说出口。我装出一付很受煊染的样子。黯之黯常对我说,我应该变得世故一些。我也不想伤房红方的情绪。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和她一起搞。我说可以,但我只写诗歌。他说不要紧的,只要能“批发些构思”就行。黯之黯还在翻着手里的书。可能房红方也对他说过这事,所以现在他不反对,说他也愿意一起干。我拿起桌上的烟,给他们递去,自己也拿一支。 黯之黯又对我说孟浪他们编诗集的事。他说孟浪给他写信,问他要稿子;也对他说,想要我的稿子。为什么孟浪他不直接给我写信呢?他妈的,假惺惺。我说我回头挑几首给孟浪。我尽可能不陷到这种事里去;陷进去我也会很伤神。我从前写的诗不怎么样,我也知道很多人在我的背后放我的风,说我的坏话。这又有什么办法呢?我也说孟浪他们的坏话。我和谁见了面都客客气气,可我保不准我会在这些人背后说他们的坏话。但我这个人,只要有人恭维我,我就不好意思粗暴了;我只想别人恭维我。 房红方的胡子很长,看上去象个囚犯。这一阵子,我和他关系算是不错。没事找他吹吹牛,我们还算是能谈得拢。他过穷日子。如果可能,就帮他些忙。我有钱的话,就拿些烟给他送去。朋友们也常常给他送些小钱过去。大家都穷嘛。但是我还是看不惯他那付娘娘腔的样子。作朋友就得容忍,这个我也明白。房红方不象黯之黯。黯之黯也娘娘腔,但黯之黯讨人喜欢。过去华东师范大学的那帮家伙都管黯之黯叫天使。但房红方娘娘腔的样子让人看了别扭。我给他起了个笔名叫“老板娘”。围棋说过,如果房红方在美国的话,他一定是个同性恋者。房红方平时讨厌女人;不过如果他在马路上看见好看的女人,他也会忍不住地多看上几眼。 我们好象都没有什么愉快的事好谈。我说真没劲。黯之黯说“有什么没劲,还不是孟浪编诗集不合你的意”,他又来劝我多读毛姆的小说。“要知道,你能够进入孟浪所编的诗集,已经不错了。”在一年半之前,我已经和孟浪他们认识了,但没什么交情。他们从前编诗集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到过我,我也知道这次他是因为其他很多人坚持的缘故,他才不得不让我上的。上海亚文化有四本刊物,我编的一本叫《撒娇》,是最随便的一本。《南方》是武非他们编的,《大陆》是孟浪他们编的,《海上》是广化他们编的。武非那一帮是我的老朋友,他们编集子绝对要来找我。广化也是我的好朋友了,我们常一起喝酒,口兽长诗。但现在孟浪还想在《海上》中插一手。他提到我,想来也是因为我和《南方》和《海上》的关系吧。他妈的。想到我在外面的影响还是及不上黯之黯和孟浪,我就觉得很没劲。 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我要动手术的事,朋友们都不知道。 黯之黯打了个哈欠,上床去睡了。房红方说他要编小说刊物。他已经出过了一期,刊物的名字叫《木偶》。这小子办事效率太低。第一期《木偶》,他搞了六七个月才搞出来。现在他要办第二期,我姑妄听之。“那好哇。”我说。我觉得喉咙里发烧,咽了口唾沫。 谈了一会儿,我也开始觉得困起来。看看表,十二点多了。黯之黯好象已经睡着了。房红方拿起他那些为骗稿费而写的诗稿,递给我。我看了看,觉得还过得去。我坐到写字台边,拿出笔,写了封“推荐信”,是给《大地》的。黯之黯在床上翻了个身。我抬了抬头,又看见房红方在他的墙上写着的几个字“7:30之后,结束一切糊谈”。墙壁旧了,发黄。我把写好的信递给房红方。房红方接过信。在他伸出手的时候,我觉得他的胡子更长了些。他在柜子上拿了一个信封,把信装进去,然后又递给我,让我写上地址。我抬起手,压在信封上。信封是用牛皮纸做的。我不喜欢用这种信封,想着它给我一种脏的感觉。写上地址后,我用手指把信封向前一退。信慢慢地滑到桌子中央。我站起身,走到沙发边上,坐下。凹凸不平的沙发托在我屁股上,有点疼。我用手掌撸撸脸。房红方看着信封上的字。我抬起头。“7:30之后,结束一切糊谈”。外面好象有人在劈柴。我说:“明天把信寄了。如果发的话,就又会有几十元钱。” 我已经抄掉二十多张纸了。我把钢笔放下,甩了甩手,伸了个懒腰。厨房间的天花板上斑斑点点都是油渍,是长期下来的油气薰的。我的肚子又叫了。我站起身,打开碗厨的门,从里面拿出一个粽子,又拿一个给许坚。端午节快到了,这是我今年吃到的第一个粽子。外面的雨还没停。楼房的下水道管被水冲得当当直响。 那些年我还小,外婆家里人一直很多。我那时吃的粽子都是外婆包的。每年的端午节外婆都要包粽子。我在一旁看着,会看上几个小时。外婆就让我坐下。有时候外婆特地为我包几个小粽子。阿多阿姨也帮着包。外婆有八个女儿一个儿子。最小的阿姨出生后,外婆外公都觉得孩子太多,所以小阿姨的小名叫阿多。我从小就管她叫阿多阿姨。那时候里弄里还搞军事演习假设防空警报,戒严的时候我不能出门去玩。外婆他们说外面会有坏人抓小孩,让我好好午睡。有一次我不肯午睡,硬是要看外婆裹粽子。看了一会儿就进了外婆家的后间,把头埋在床上,脑子里会出现一些希奇古怪的图象。我那时把这样的姿势叫“看电影”。我扒在床上“看”了一会儿,就睡着了。那都是十六、七年前的事了。近来好久没有去外婆那里了。端午又到了。奶奶不包粽子。我手里拿的粽子是奶奶从商店里买来的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。水声嘈杂不断。我的头骨也在咯咯咯咯响。 我走到窗前,雨点打在窗户上。我看不见外面。一丝凉风从窗缝里透进来,一股清香。湿的气味。厨房间里都是烟味。我喜欢雨的气味,所以觉得风特别清爽。楼外有闪眼的灯光,可能是那边工地上的。这灯光反射在玻璃上,闪闪烁烁。明天会不会下雨?窗户四周都是粘乎乎的,全是让油烟给薰的。我把粽子壳放进垃圾斗。洗手。用毛巾把手擦干。许坚也吃完了。 灯光发昏。尽管点了蚊香,还是有蚊子在灯光下飞。我打死了一只,重新坐下,又点了一支烟。爷爷的烟是“大前门”,我不是很喜欢“大前门”,但“大前门”要比“飞马”好多了。以前觉得大前门不错,但我这一阵子抽惯了“醒宝”。“醒宝”是这几年才有的,不过现在在外面很难买到了。有时候看见,得搭“飞马”。“醒宝”的烟味是混合型的。很多外烟、港烟也是这种味道,而且外面到处可以买到,只是太贵,要好几元钱。从出生到现在,我抽过的外烟、港烟不超过百支。前一阵子围棋弄到了一包云南的烤烟丝,给了我一些。云南的烟也不错,味醇,和混合型烟的风格不一样。上次围棋给我的那些还没抽完,但在我去复旦大学诗歌讨论会时遗失了一大把,这让我心痛。但这种烟不能直接卷了抽,抽不动。一般我把这烟丝和上海的普通烟丝混在一起卷。我为自己做了一个卷烟的“机器”,做法是我小时候从我父亲部队里学来的。只要烟纸好,我卷出来的烟看上去不会比外面卷烟厂卖的烟差。这一阵子我没几个钱。过几天,等有了些钱,我就得去买一包烟丝。 二十九张了。我的手抄得很酸。许坚还在看书。他得考试。象我们这种人,就会临时抱佛脚。这四年大学,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,我居然通过了这几十门考试。幸亏快毕业了,否则我还得受罪。现在我已经不习惯于正正经经地读书了。四年级,这一年不到,我大概已经旷了一百多节课了。我整天都往外面跑,根本就没办法看一看课本。反正考试我都混过去了。大学一年级时,我对专业算是认真的,每个晚上都去自修教室。除了专业课之外,我还得了全上海师大非英语专业英语竞赛的一等奖。当然我们学校一向寒酸,奖品也只能是很糟的。那时我们的政治思想辅导员是个混蛋,爱管闲事,老跟我过不去。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对专业失去兴趣了,有过两次补考。后来就干脆混了,一个学期不看课本,只是在考试前的几个星期“拼搏”,居然没有一门不及格。我还记得那时兰兰常常写信,让我把专业学学好,争取毕业考研究生。现在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,考研究生?免了。和兰兰已经吹了。考试还剩四门,容易得不能再容易。许坚不是大学生,但我们是一路货色。要考试了,他忙了。他去年技校毕业,现在在一个装修队工作。工作太累,所以他想弄一张中专文凭。八十年代的中国,文凭横行。他不象我在大学里的那些同学,那些都是骚答答的。每次我见到这样的大学生就觉得扫兴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?我们学校那些中文系学生居然还来和我谈什么创作灵感。狗屁灵感!我说帮帮忙。这种一本正经自以为是在作学问的家伙,现在又自以为认识了一个天才诗人,就觉得身价百倍,以后想写传记。谁让他们写了,算谁倒霉。不过,在我说“狗屁灵感”的时候,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灵感。他们倒是时髦。我对他们说,拉屎的时候,我灵感最多,都他妈的拉掉了。幸亏那次在之中没有女同学,否则我还得让他们好好难堪一下。不过现在的女大学生也糟糕,思想素质差,势利;她们就知道迷恋明星,否则架子十足。现在我是“青年诗人”了,她们来崇拜了,来“咨询人生”了,从前呢?她们在干什么?扯淡。 我把抄完的稿子理了理,塞进了一个塑料袋。群群。群群。她这个名字很好。春秋季节她穿着一件蓝色灯芯绒上装。上次我和她分手时,她推着自行车,不过这次她穿了一件牛仔衫。她骑车的样子我也很喜欢,象一朵云。后来她上车了,我就对着她叫:“你骑车的样子象一朵云。”她没作声。我抬起头,看见天上真有淡淡的云。我肩上背了一个大大的包。阳光很好。我想,我的样子有点象流浪汉。我使劲朝她去的方向看。她正好回过头来。她在朝我笑。我朝她眨了眨眼睛,又狠命地点一下头。她转过脸去,把车骑远了。等到看不见她的时候,我就跑到一家烟杂店去。我身上没烟。和她见面的时候,我不抽烟。几个小时忍得很难受。和群群在一起的时候,我还能忍住;她一走,我就没办法忍了。 这几天我得把这些诗行抄完,然后一起给她送去。我的头骨咯咯咯咯响。许坚听不见这个。过一阵子去动手术,反正阿多阿姨是医生,什么都方便。 “你不想睡吗?”许坚放下他的书,伸了一个懒腰。 “还不。你呢?” 他看了看表:“才一点多。我得三点才睡。” 外面雨声达达地响。我把腿向前挺直。关节还有点疼。我又接了一支烟,用手上的烟屁股点上。 “我还得抄掉几张。我陪你。看样子,就算去睡也睡不着。”第二章

彩世界1396j 1 下班时,我约同事王勇晚上来家,好好地杀上几盘。
  再也没人管我了,老婆成了前妻,带着女儿回了上海的娘家,我彻底成了自由人。
  路边的小摊上一坐,随意点了几个小菜,打开一瓶啤酒,小酌,舒畅,管饱肚子,酒肉穿肠过,甜蜜心中有。晚上再与王勇杀上几盘,一天就悄悄地过去了。没人管的日子,真正地放松,想几点睡就几点睡,再也不用看老婆的脸色了。
  喝好吃饱,哼个小调,慢慢朝家走去。
  家离单位不远,走着上下班,自由,舒服。
  
  一
  “笃笃笃”,有人敲门,应该是小王,打开门,“进来,进来。”
  给小王倒上一杯碧螺春新茶,拿出棋盘,双双坐下。
  “今天,你执黑。”平时都是拼手气,今天,我高兴,让小王直接执黑。
  围棋就是花功夫,不像象棋一二个小时可以拿下一盘,这围棋下着下着,几小时就过去了,有时真的一个通宵就一二盘。棋逢对手,实在是过瘾,但是时间过得就是快。
  下棋不像打牌,是可以静悄悄地,二人都是在沉思中,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。我们不是职业选手,思考没有个时间限制,都是随心所欲,下的是心情,而不是输赢。
  今天心情特好,虽然妻子离我而去已经有一个月了,这一个月,我什么都没心情,但是今天不同,我要给自己过一个不一般的生日:决定通宵玩个舒畅。
  “小王,今天你就别回去了,反正你是光棍司令一个,晚了就睡我这里,方便。”
  “唉,刘哥,你怎么跟嫂子弄得这么僵,最后还离了婚呢?嫂子多好呀,多贤惠呀,真是的。跟嫂子认个错,将嫂子接回来吧。”
  “来来来,继续,不提过去。”我给小王递了一根烟,点了火,二人在香烟的烟雾里继续战斗。
  “‘相思断’,刘哥,平时你下棋,不太爱下这个的呀,今天一连好几次都是这‘相思断’。相思,相思,刘哥,想嫂子啦?”
  是呀,我是不是走错了一步,若是肯低个头,认个错,老婆不会离我而去,而我们又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,她怪我不顾家,我怪她不给我自由。最后,我选择了自由,没选择她。
  “说来说去,围棋让我开心让我忧,若不是着了迷,整天找人下围棋,也不会得罪你嫂子,我也不会成光棍司令。如今,她走了,我的心里也一下子空了下来。虽然我有更多的自由,可以整天地下围棋了,但是这也不能当饭吃,这围棋也不能给我当老婆,不能给我洗衣做饭,不能给我热被头呀。”
  “那你还不去认个错,把嫂子接回家来?”
  “不行,男子汉,怎么能给女人低头呢?算来,我也是军人之后,我不能丢了我爸妈的脸。老子就不相信,我这条件,我这身份,还找不来一个老婆?”
  “你还有一位千金呀,你不想么?”
  是呀,我的女儿今年五岁了,可爱,整天绕着我,叫着爸爸,我真的很喜欢她,这一个月来,我都快想疯了。但是,我无法挽回这场婚姻,只能看着我的小宝贝随着老婆离开我。
  “下棋,下棋,别去管她们了。”
  
  二
  我从小生长在部队大院里,记事起,就见爸爸和一位叫李叔的常常下着围棋,我与李叔家的英子一般大小,我们就各自站在爸爸跟前,看着他们下,爸爸高兴时也会抱起我,举起我的小手来上一二招。
  爸爸不在家时,我约上英子,拿着爸爸的围棋与英子下起来,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,各不相让,是妈妈耐心地解释,才让我们知道谁对谁错,应该怎么下。
  我和英子上同一个学校,同一个班级,老师还将我们分在同一桌子上,我们天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,手握手地一起走。有了好东西一同分享,遇上不高兴的事,一起哭。
  听爸爸妈妈说我们俩人是青梅竹马,当时不懂,如今想来,还真是。
  后来爸爸去了前线,回家后,爸爸跟我们说差点回不来,战场上被一位叫钱叔叔的救了,钱叔叔因此而牺牲了,他说对不起钱叔叔,决定要我娶钱叔叔的女儿为妻。
  我坚决不答应,不想做他们用来报恩的牺牲品。我跟他们说,除了英子,我谁也不娶。
  “你敢,老子一枪毙了你。”我怕爸爸,他高兴起来像个小孩,凶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恶煞。
  那日晚,我跟英子说了,我们俩人哭得很伤心。本以为我们可以成为夫妻,恩爱一辈子,谁知中间来了个钱家女儿。
  半年后,爸爸将一位远道而来的姑娘介绍给我:“这就是钱叔叔的女儿兰兰,你们相互认识一下。”我礼貌地与她握了个手,然后找了个借口逃了出来。
  说心里话,这兰兰长得真秀气,一口一个“刘哥”叫得可欢了。但我不能娶她,我要娶英子,英子才是我的最爱。
  当英子爸妈知道我家的情况后,很快地将她许了人家。日子一天天地难熬,我们也曾想过逃跑,可是,无用的我,没那个胆量。
  几年后,英子嫁了人,随后我也在爸妈的安排下与兰结了婚。婚后,兰对我是实心实意,可我却忘记不了英子。
  
  三
  “刘哥,今天你不在状态,怎么会输我半目,以前,我是怎么也赢不了你的呀。”王勇的话,将我拉回到现实,我也不知道,刚才是怎么下的棋。自从来了“相思断”后,我的魂好像也飞到了远处。
  闭上眼,两个女人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,英子,兰儿,她们站在那里看着我,满含泪水。
  英子自从成为人妇后,过着幸福的日子,可是好景不长,没几年,她的丈夫得了癌症去世了,她一人拖着年幼的儿子,过着艰难的日子。好几年都没见到她了,她的孩子也该上学了。这些消息都是从别人的口里得知的,如今她的日子不知怎么样了,她的心里还有我么?
  想到英子,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
  “刘哥,你怎么哭了?”没想到大男人的我,在人前控制不了自己。我擦了一把泪水,“继续,继续。”
  点上烟,将自己沉浸在烟雾里。
  “刘哥,这,这,你怎么下在这位置,要没气了。”天,这么幼稚的下法,气眼被自己堵了。
  “爸爸,什么叫做‘气’呀?”,“气,就是棋盘上与棋子紧紧相邻的空交叉点。”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宝贝女儿那天抱着我大腿时的问话。我揉了揉眼睛,女儿的身影怎么也赶不走。我在失去妻子的同时,也失去了女儿。
  男子汉要敢作敢当,既然离了,就别去想。我振作起精神,思绪重新放在了围棋上。
  “刘哥,又是‘相思断’呀,今天老是用了此招呀。”是呀,“相思断”我不常用的,今天怎么啦,为何离不开了这“相思”了。
  “好,好,好,这局就结束了,重来,重来。”我将棋子一推,点上一支烟,然后转个身去冰箱看看,想拿一瓶冰啤酒解解闷,谁知冰箱里什么都没有,那天妻子离开我时,特地放了满满一冰箱的食物,被我这一个月里在不知不觉中吃完喝完了。没有女人的家,实在是不像样呀。
  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手机响了,一看,是爸爸打来的:“小子,我刚听说了,有能耐了是吧,还离了婚,将兰兰赶回上海了?明天回家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爸爸气愤地冲我发了一通火,明天我休息,这家怎么回?不回吧,老爷子会赶过来,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,回家吧,一定是被批评,唉。
 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,我无心恋战,给小王收拾了一个房间,让他住下。
  我倒头躺在床上,看着床头的一家三口全家照出神。女儿甜美的笑脸,妻子贤惠的脸庞,还有一脸幸福的我。那是在女儿三周岁时拍的,如今女儿随了妻子走了,等我再见到她时,她一定长高了不少。
  
  四
  “爸爸,爸爸,你不要我们了吗?”女儿一脸的泪滴,妻子在一旁试着泪。
  “宝贝,爸爸没有不要你呀,爸爸想一个人住一阵子,清静清静。”我伸手想去抱女儿,怎么也够不到,我向前走二步,还是一样的距离,女儿始终离得不远不近,就是抱不到她。看着她伸出小手,努力地向我这边侧身,可是我怎么也抱不到她。突然,她跌了下来,一个跟头,鼻青眼肿,哇地一声哭了起来,我吓坏了……
  原来,我做了一个梦,惊得一身冷汗。拿出手机,翻看着照片,看女儿从婴儿时期到如今可爱的小姑娘,几百张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看着。其中有一张,那眼神,那神态,特别像英子的小时候。那时的英子也是很可爱的,甜甜的笑容,圆圆的脸蛋,大大的眼睛,跟着我的后面“哥哥,哥哥”地不停叫着,可她也有调皮不听话的时候,记得有一次,我们二人下围棋,我用了昨晚爸爸教我的一招“相思断”,明显地我占了上风,她眼看着要输了,急了,哭了,说我赖皮,会了的东西不去教她,我耐心地跟她说:“相思断,是一种吃子的手筋,意为两个断不能兼顾,无论对方怎样应接,其重要棋子最终仍无法摆脱被歼的困境。”我去哄她,她不听继续哭,直到我答应她,以后再也不用“相思断”了,她才破涕为笑。
  想到这里,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英子虽然没了丈夫,但是她的心中早已将我遗忘,记得那年我们相遇,她的心情很平静,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过往,从不认识似的,难道她失忆了吗?听她妈妈说,她曾经脑子上生过一场病,至于病到什么程度,她妈妈没有告诉我。可我的心里没法忘记她,她小时候的可爱,至今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。
  我不知道,我们还有没有未来,若是我重新去追她,她会不会跟我过下半辈子?若是她曾失忆过,我们没有过去的回忆,又有什么意思?
  我不愿再想下去了,过去的毕竟早已过去。明天,我怎么才能跟老爷子打交道呢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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